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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给孙中山“平反”的时候

想必在两岸三地任何一个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,孙中山都是伟大的革命家、爱国者。但近年来,有台湾人开始将孙中山视为“外国人”,大陆人则给孙中山安上了各种“罪名”。举其大端,包括破坏立宪、刺杀宋教仁、发动“二次革命”、出卖东北,以及签订比“二十一条”更为苛刻的“中日密约”……

孙中山“卖国”研究

尤其是上面所列的最后两条,说孙中山“卖国”,对很多人来说,简直是石破天惊,都以为是新世纪以来的重大发现。其实至少在二十年前,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都有了相当充分的讨论。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《孙中山与日本》中,即有一节谈“满蒙租让”计划,结论是“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,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的办法,不管动机如何,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”。

对于孙中山与“二十一条”,李吉奎指出三点,一是孙中山表态暧昧,且指责黄兴批判“二十一条”是“讨好袁氏”;二是孙中山有意将提出“二十一条”的责任推给袁世凯,“不认为日本为交涉的主动者”;三是孙中山明知“二十一条”的危害性,却依旧坚持“只有先推倒袁氏统治才能消除外侮”。其结论是,“这种观点显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”。言下甚少为尊者讳的意味。

还是1996年,南开大学的俞辛焞教授也有一本《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》问世,其中一章是“孙中山的‘满洲借款’和《中日盟约》考释”。经过详尽论证,俞辛焞比较确信“满洲借款”的存在,他在书中说,这项借款“如变成现实,‘满洲’借款也用不着争论,对此问题的结论和评价也就大不相同,但毕竟未变成现实。”言下之意,割让满洲之事若是真的实行起来,孙中山无疑是“卖国”的,所幸此事并无结果。对《中日盟约》,他的看法是,资料不足,“对此真伪下结论也为时尚早”。

相比之下,在孙中山所谓“卖国”的问题上,俞辛焞比李吉奎要保守些,他为“回护”孙中山,对孙与日本变幻莫测的关系,给出了一种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。众所周知,孙中山一生都在期望日本援助他的革命事业,又在很多时候,毫不留情地批评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。传统上,中国学者习惯用“认识论”来解释这种矛盾——孙中山对日本侵华的认识,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,故对日观点时常变化。俞辛焞更倾向拿国际关系视角来看待日孙关系,指出孙中山选择对日策略,依据的不是情感,而是利益。

具体来说,1915年中日“二十一条”谈判前后,孙中山正流亡日本,若激烈批判日本,“将势必被赶出日本,对革命事业不利”。加之当时日本与袁世凯矛盾激化,孙中山更要“为打倒革命的头号敌人袁世凯,努力争取日本支持”。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,孙中山已在广东建立了军政府,不再仰人鼻息,故严正表示“二十一条”是“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”“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”。在山东问题上,孙中山则称,“日本可为强盗,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”。

从前我们将孙中山“圣化”,让他身上没有一个污点,以至我们从没有真正将他视为一个政治家。但事实上,一方面如俞辛焞所言,“政治家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言论,可以随环境变迁而有所不同,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共同特点。”另一方面,政治家在决策问题时,必然会有所取舍,有时为了更大的目标,不得不有所牺牲。如果用这个视角来审视孙中山,是不是能让我们对他多几分宽容?

孙中山的“理想”与“现实”

如果要更进一步理解孙中山的这种矛盾,不妨看看桑兵的两本新书——《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》、《交流与对抗:近代中日关系史论》。说是新书,其实也只是桑兵前些年相关论文的合集。即使是作于十几年前的论文,现在看来,相较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人云亦云的通俗历史读物,依旧很有新意。

在《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》中收录的《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——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》一文中,桑兵从历史、文化、心理等角度入手,尝试解读孙中山的复杂性格。他在文中所举的例子,即使在“黑孙”如潮的今天,也少为人所知。比如孙中山为让“夙抱帝王思想”的刘学询资助革命,甚至表示“主政一人,或称总统,或称帝王”;又如辛亥革命发生后,孙中山曾委托日本帮助建立中央银行,承诺给予发行纸币、办理国库收支、内外国债等特权。

还是拿“中日密约”来说,桑兵对俞辛焞等学者的“技术性鉴定”不以为然,更倾向于相信确有其事,并视之为孙中山一生中“最为出格”的事。但他阐释了其与“二十一条”的两点不同:一是动机不同,孙中山是为了革命,袁世凯则是为了称帝;第二是孙、袁所处地位不同,孙“仅仅是一种承诺,只有在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下,才能谈得上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”——革命成功了,会不会履行,也是未知数;袁世凯则不同,他是一国元首,签署的“二十一条”具有法律效应,国家主权一下就真的被卖了。简言之,孙中山出此现实主义的下策,为的依旧是革命理想,而非个人私欲。

在桑兵的理解中,孙中山的政治性格有其双重性,一方面是以上列举的实用主义行动,另一方面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理想主义者——不屈不挠地追求民主共和长达40年。在孙中山身上,“理想主义引导着实用主义方向,制约着实用主义的范围和程度;实用主义探索着通往理想境界的千途万径,形成跨越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桥梁。”在某种意义上,桑兵与上述俞辛焞的解释其实殊路同归。

孙中山怀有革命理想,而又无所凭依,只能通过不断变换盟友,以实用主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桑兵就此判断,“孙中山对其政治思想愈是笃信,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”,竟至给人不择手段的印象。但孙中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,都是为在中国实现共和,他相信在这之后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,一举收回失去的权利、领土。

在《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》这本书中,桑兵还研究了孙中山与同盟会、胡适、传统文化等问题,无不给出充足的史料、可信的结论。《交流与对抗:近代中日关系史论》中《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》、《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》两章,则厘清了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前因后果,堪为其对日观念的“盖棺定论”——期望说服日本放弃对华侵略政策,转而援助中国,实现亚洲独立。

关于孙中山“卖国”意图的种种事迹,史料确凿,辩无可辩。这些问题的是非,自是不妨见仁见智。恰如桑兵说的那样,“孙中山不会因为一些污点的存在而失去其革命家、爱国者的光彩,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善意掩饰或曲意辩解。”无论孙中山是革命家,还是政治家,作为一个人,都会犯错,不能因为这些并未造成真正损失的错误,而否定他一生的努力。在我看来,已经到了给孙中山“平反”的时候。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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