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代“士农工商”的等级谱系中，作为“士”的官员与处于末等的商人间很难发生什么纠葛。然而到了晚清，商业已经逐步翻了身，商人也开始寻找与官员的合作途径。徽商胡雪岩就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案例，他很像当年的吕不韦，资助了一个尚在落魄、但注定会大富大贵的人物，结果真的是“奇货可居”，一本万利。

 

　　富贵还要险中求

 

　　胡雪岩，名光墉，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生于安徽绩溪。其父胡鹿泉是乡间颇有名望的一位读书人，种着几亩田，隐居不仕。胡雪岩幼年在私塾读过两年书，再加上家中父亲的教导，算得上是粗通文墨。到了八岁时因生活所迫，胡雪岩只好中断学业，到别人家做了放牛郎。

 

　　又过了几年，胡鹿泉去世。十二岁的胡雪岩在家中本是排行老三，但因为之前两个哥哥早夭，使他成了长兄，不得不在父亲身后，担负起赡养寡母和抚育弟弟的重任。胡雪岩在亲戚的介绍下，前往杭州信和钱庄当了一名学徒，从此投身“金融业”。

 

　　钱庄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银行，经营存储借贷业务，但学徒不是职员，而是杂役。胡雪岩在钱庄一方面要学习业务，另一方面还包揽了扫地、打水，乃至倒夜壶的零活儿。少年胡雪岩的聪明很快就显露出来，被掌柜提拔为伙计，成了钱庄的正式员工。

 

　　在这时候，胡雪岩与王有龄相识了。王有龄字雪轩，福建侯宫人。他父亲在浙江任上意外身故，一家人被迫滞留杭州。

 

　　胡雪岩问王有龄：“君非庸人，胡落魄至此？”王有龄于是一五一十地向这个钱庄伙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胡雪岩又问他现在是否有官职在身，王有龄答道：“曾捐盐课大使，无力入都。”当胡雪岩知道王需要白银五百两做盘缠时，当即说：“吾尝读相人书，君骨法将大贵。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，请以畀子，速入都图之。”胡雪岩认定眼前落魄公子的面相注定日后大贵，所以就想擅自把老板的钱拿出来做风险投资。

 

　　王有龄一听，这小伙计要挪用公款，当然不能同意：“此非君金而为我用，主者其能置君耶？吾不能以此相累。”胡雪岩不在乎地劝慰说：“子毋然，吾自有说。吾无家只一命，即索去无益于彼，而坐失五百金无着，彼必不为。请放心持去，得意速还，毋相忘也。”这话一副“光脚不怕穿鞋”的架势，胡雪岩知道自己就这一条贱命，即使是丢了钱，老板也终究拿他没办法。最后果如胡雪岩所料，钱庄老板只是让他卷铺盖走人了。

 

　　至于拿了胡雪岩资助的王有龄，在入京途中，与时任户部侍郎的故旧何桂清相逢，这位老朋友写了一封书信，将王有龄推荐给了当时的浙江巡抚。王有龄打道回杭州，当上了浙江粮台总办。做了官的王有龄投桃报李，把川资路费连并利息还给了胡雪岩。后者拿着这笔钱开了“阜康钱庄”，空手套白狼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

 

　　关于胡雪岩的发迹，各种史料记载不一。另一种说法是，胡雪岩在钱庄当伙计时，有一个湘军军官上门，说要借两千两银子暂充军饷。掌柜不在，胡雪岩就自作主张地答应了，约定第二天来拿钱。掌柜回来后大怒，二话不说就把这胆大妄为的伙计给赶了出去，但是为了恪守商家信誉，最后还是借款给了那位湘军军官。

 

　　没过几天，这军官连本带息地前来还款，特意问：“前慨假我资者，乃一少年，今何不在？”掌柜一时颇为尴尬，只好回答说那伙计生病了。谁知军官出门恰好碰上落魄街头的胡雪岩，问明原委后，满心愧疚，于是把他接到自己的军营。他告诉胡雪岩，自从得了那笔饷银后，士卒们奋勇争先，从太平军那里截获的财物有十万两，愿意拿出来作为胡雪岩开设钱庄的创业资本。其后湘军在各地势如破竹，士兵们掠夺的财物、发下的军饷，都成了胡雪岩吸纳的存款。

 

　　胡雪岩的曾孙、大画家胡亚光还有一种说法，他在《安定遗闻》中记述，其曾祖“少式微，不暇攻诗书，学贾于阜康钱肆，肆主于姓无子，爱公勤敏有胆略，颇器重之……即以全肆赠之，数不逾五千金。”也就是说，胡雪岩早年在阜康钱庄做学徒，掌柜膝下无子，因为看重胡雪岩的能力，所以在去世的时候，就把钱庄留给了他。

 

　　第一种说法见于陈云笙《慎节斋文存》，被高阳在历史小说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中加以发挥，因而流传最广；第二种说法则是来自于费行简的《近代名人小传》，看上去也相当合理。两种说法固然大相径庭，核心意思却是一致的--胡雪岩有眼光、有胆量、有决断，并最终因他人的知恩图报而挣得了第一桶金。至于第三种说法虽缺少传奇色彩，但能证明胡雪岩经商的天分。

 

　　官商互利如何实现

 

　　无论胡雪岩如何赚到第一桶金开办阜康钱庄，王有龄都是他后来能由商入仕、一步步成为“红顶商人”的关键人物。在王有龄回杭州任职不久，老友何桂清调任浙江巡抚，他随之当上了湖州知府。胡雪岩借王有龄的权力，代理了湖州公库，他把公库里的现银借给农民养蚕，然后收购湖丝，在杭州、上海销售，最后再将本金返还浙江“藩库”，他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。

 

　　太平军祸乱东南，官员们的财物不能随身携带，需要找一个地方暂时存放，具有准官方背景的阜康钱庄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在上海避乱的一批富家公子，存在阜康账上的白银有二百零二万两，这笔钱后来成为胡雪岩涉足当铺生意的本金。胡雪岩也由此看到了上海这个地方的潜力。

 

　　开口岸通商后的上海，在晚清逐渐成为沟通中西方的大都市。胡雪岩敏锐地发觉了那里土地的升值潜力，带着一个小学徒现场考察，摸清洋人的投资计划后，抢先把洋人准备开发的土地买了下来，再一转手就赚了一大笔。用胡雪岩的话说：“八个坛子七个盖，盖来盖去不穿帮，这就是会做生意。”

 

　　胡雪岩凭借官府势力做大了自己的生意，但反过来也要投桃报李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，他帮何桂清、王有龄督办团练，筹措粮饷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。何桂清出任两江总督。他派王有龄到上海整理财政，控制海关税收，在苏、淞、常、太三府一州之地，重征钱漕和苛捐杂税，每年筹得漕粮一百余万石、捐税等七百万两，成为江南大营最大的财源。

 

　　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。胡雪岩有了更大的平台，他被委任为浙江粮台，一来获准独家经理省库官款，等于把浙江一省的财政垄断在了自己手里；其次，王有龄下令：“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，否则不纳。”阜康钱庄的生意更红火了。为了拓展业务，胡雪岩将阜康钱庄升级为阜康银号，在上海、杭州、宁波、福州、汉口和北京广开分号。胡雪岩更在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等各省开了二十多家当铺。中药老店“胡庆余堂”也是胡雪岩在此时开办的。

 

　　只是好景不长，太平军李秀成部在次年围攻杭州，城中在绝粮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。为了扭转劣势，王有龄命胡雪岩秘密出城，筹措粮草。还没等胡雪岩功成归来，杭州城就已被攻破，王有龄自杀殉国。

 

　　当胡雪岩遇到左宗棠

 

　　胡雪岩投资的大树倒了，表面上看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但其实是他走上事业巅峰的新契机。在新任巡抚左宗棠收复杭州后，胡雪岩也从上海返回钱庄总部。当时有一些关于胡雪岩的非议传到了左宗棠的耳朵里，后者震怒之下，就要惩治胡雪岩。

 

　　想要对付胡雪岩或许只是左宗棠新官上任后要烧的一把火，他显然还不知道这位商人的本事。左宗棠初到杭州，正为军中缺粮发愁。

 

　　在战争年代，粮食的重要性已不是金银所能衡量，精明如胡雪岩当然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一见这位左巡抚，也不为自己辩护，径自就呈上了装满几十只船的大米。胡雪岩告诉左宗棠：“匪围杭城之际，某实领官款若干万两往上海办米，迨运回杭，则城已失陷，无可交代，又不能听其霉变，故只得运回上海变卖。今闻王师大捷，仍以所领银购米回杭，以便消差，非有他故也。”这些粮食对湘军来说，那真是雪中送炭，左宗棠喜笑颜开。胡雪岩又一次大慷他人之慨，壮大了自己的事业。

 

　　左宗棠光复杭州后，这座堪比天堂的名城已然满目疮痍，人口只剩战前的十分之一。湘军在曾被太平军攻陷的地方设善后局，下有抚恤局、保甲局、谷米局等，负责地方秩序的重建。胡雪岩奉命经理赈抚局，设粥厂、医局、义塾（免费学堂）等，收敛尸骸数十万具。胡雪岩捐助白银十万两，设“钱江义渡”和牛车，在钱塘江与湖泽间迎送旅客。后来左宗棠在上奏朝廷时说：“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，自臣入浙，委办诸务，悉臻妥协。杭州克复后，在籍筹办善后，极为得力。其急公好义，实心实力，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。”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，胡雪岩早不只是一个普通商人，而是挂正三品“按察使”衔的福建候补道。

 

　　胡雪岩一生中行善无数，如其经营的胡庆余堂曾给百姓免费赠送辟瘟丹、痧药等家中必备的“太平药”。胡雪岩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其个人捐赠的白银就达二十万两。当然做这些事情也都是有回报的，于胡雪岩，这是一项“品牌推广”，相当于做了广告；于左宗棠，有胡雪岩打理善后事宜，省了他的心，还让朝廷看到了政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 

　　创建福州船政局

 

　　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，常常会提及一些“中外反动势力绞杀天平天国运动”的证据，比如中法合建的“常捷军”。这支“反动军队”的建立，其实就有胡雪岩的功劳。在胡雪岩的穿针引线下，浙江巡抚左宗棠与驻宁波的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、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达成协议，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，派法国军官做教练，用洋枪洋炮装备，在宁波组成“常捷军”，勒伯勒东任统领，日意格为帮统。

 

　　常捷军曾参与攻占余姚、奉化、上虞等地，后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买忒勒在绍兴相继战死，由德克碑接任。直至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湘军攻破天京，常捷军的使命完成，才宣布解散。

 

　　太平天国的主要势力被消灭，国家安定下来后，湘军集团的任务变为发展新技术，追赶世界潮流。曾国藩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启动者，以为“讲求洋务为当今第一艰巨之事”，开始有步骤地引进西方技术，全面实践魏源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思想。在他看来，购买西洋船炮，固然是自强的捷径，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旧有面貌，还必须要掌握这些先进器物的制造方法，所谓“欲求自强之道，总以修政事、求贤才为急务，以学作炸炮、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。”因此，曾国藩在幕府中网罗了一批洋务人才。左宗棠亦是如此，屡屡建议清廷购置和仿制洋炮、火轮。

 

　　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左宗棠到福州就任闽浙总督，奏请开办福州船政局，所谓“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，非整理水师不可；欲整理水师，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。”上谕批示“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、购买机器、募雇洋匠、试造火轮船只，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”，命左宗棠着手落实。

 

　　福州船政局选址于福建马尾，左宗棠命胡雪岩与当初统率常捷军的老搭档法国人日意格、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联络，制定《船政事宜十条》，规定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十六艘，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。至于经营方面，左宗棠授命“凡局务及出入款项，责胡雪岩一手经理。”其他选购原料、聘用外国工匠、招募本国工人的事情，也都是胡雪岩负责。

 

　　筹建工作刚刚有了苗头，清廷突然调左宗棠北上任陕甘总督，镇压捻军。为了不使船政局的建设夭折，他向朝廷举荐了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、前江西巡抚沈葆桢“总理船政”。而左宗棠则被特许暂缓西行，抓紧进行人事、购机、筹款，以及制定章程。左宗棠走前将“才长心细，熟谙洋务”的胡雪岩留下辅助沈葆桢。

 

　　福州船政局主要由铁厂、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“万年清号”下水。船政学堂（求是堂艺局）分前后两堂，前堂学习法文，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；后堂学习英文，以培养驾驶人才为主。

 

　　到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福州船政局共造轮船十五艘。日意格等技术顾问，以及数十名法国工匠照合同规定从船厂退出，厂务和技术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接管。生产出来的轮船，也都由中国人驾驶。福州船政局最初只能制造一百五十马力以下的木壳船，到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制成第一艘铁甲船，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为复合机，马力增至两千四百。

 

　　因为有了胡雪岩的协助，左宗棠所部湘军在浙江才没有了后顾之忧，而如果没有胡雪岩的经营头脑，福州船政局的起步也不会如此顺利。难怪心高气傲的左宗棠，竟会对一个经商之人推崇备至，他说过“胡雪岩人虽出身商贾，却有豪侠之慨”，又盛赞：“胡雪岩，商贾中奇男子也。”

 

　　（参考资料：徐一士《一士类稿》、孙占元《左宗棠评传》、徐明德《论清代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的历史功绩》，苏小和《胡雪岩发家之谜》等）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刊于《国家人文历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