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史学界，“国民党为何在内战中失败”这个问题算得上是老生常谈了，六十多年来各类相关著作出了很多，但观点归结起来，无非是几点：国民党专制、官僚腐败、金融崩溃，以至丧失民心，最终失败。当然，近年来引进的一些书，无论是史料上，还是方法上，都有很大突破，但往往着力于一点，蒋永敬、刘维开《蒋介石与国共和战：1945—1949》，更多地讨论了战场失利的原因；吴昆财《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：1947—1950》，探讨了美国军事和外交部门在挽救国民政府问题上的矛盾。

　　青年学者吕迅的这本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，在将学界有关国共之争的新观点汇集一书的同时，还将关注点从国内引向国际，从美苏在中国的不同战略，审视这场战争。

 

　　用坚实史料为内战梳理脉络

　　阅读一本学术著作前，我的习惯是先看其征引材料的多寡。中文史料不必说，海峡两岸的档案、日记、回忆、文集，作者使用的相当广泛。至于外文史料，目力所及的范围内，我还没在其他任何一本近代史著作里看到过这么多英文注释。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几乎每页上都能见到作者征引的英文材料，如未刊行的美国外交档案、美国首任国防部长福莱斯特的日记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、美国五星上将布拉德利的回忆录A Ceneral's LIfe等等。此外，作者还参考了不少的苏联原始档案、日文史料。

　　作者用这些史料梳理了1944—1950年的历史，他将年份作为节点，一一概括，作为章节的名字。1944年时美国开始对国民政府失望，派观察组驻延安，从此对中共有了一种相当良好的印象，是谓“美国至关重要”；1945年抗战胜利，国民政府被迫在雅尔塔密约的框架下，签订中苏条约，而苏联很快毁约，允许中共进军东北，是为“靠不住的条约”；1946—1948这三年，因美苏政策不同，国共实力此消彼长，导致“呼啦啦大厦倾”；作者将1949年概括为“中国向何处去”其实并不准切，中共在上一年即奠定胜局，指明了中国走向；最后一章是收尾，中苏结盟，朝鲜战争爆发，是要将“革命进行到底”。

 

　　中共不是“真正的共产党”

　　如果要为这本牵涉甚广的《大棋局下的国共关系》找一条脉络的话，大约就是美苏两国对国共之争的干预了。在战后的东北亚大棋局上，无论国共，都只是棋手手中的棋子。棋子在棋局中的命运，除了寄希望于棋手的判断力外，只能自求多福而已。

　　事后来看，在这盘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一着，是所谓“雅尔塔密约”的签订。蒋介石称此密约“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”，但其最终选择接受，原因就在于棋手——美国的斡旋。国民政府一方面不能开罪美国，影响棋手的布局；另一方面则相信美国会施压，让对方棋手有所顾忌。如果真能如此的话，那么就如后来奉命前往苏联谈判的王世杰所说，“就我方利害而言，则此次缔约，可以明中、苏之关系，减少中共之猖獗，保证苏军之撤退，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。”

　　然而事与愿违，日本才一投降，两党在东北的冲突就爆发了：中共在苏军默许下悄悄进入东北，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援助，而国军接收则被苏军设置了重重阻力。这时，马歇尔奉命使华，主持调停。这位久负盛名的老帅对中国政局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观点，“一方面，国民政府畏惧、不信任苏联，坚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。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。另一方面，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……除非他们获得政府的许诺，足以保障作为政党继续存在并活动的自由，才会交出军队。”

　　战后的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不是没有恐惧，但一直对中共颇为温情，原因就在于美国决策层都不相信中共是所谓“真正的共产党”。长期在中国活动的美国人，如史沫特莱、谢伟思、史迪威、戴维斯、拉铁摩尔、费正清等外交、军事、学术人士，绝大多数都是亲延安的自由主义左翼人士，称得上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。

　　如吕迅在书中说的那样，他们一再向美国政府灌输：“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，而并非共产党的。”以至于美国“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时大抵加上‘所谓’的前缀或者引号，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，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”，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相信延安超过相信重庆，甚至相信“国共不和完全是‘重庆的过错’。”不难想见，在这种天真观念的指导下，马歇尔是不会偏袒国民政府的。

 

　　一场由美苏左右的战争

　　在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这本书中，作者旁征大量官方党史资料，钩沉了苏军对中共的各项援助。这些材料贯穿在整本书中，可知苏军的援助持续了整整四年。譬如，1946年4月，东北战事正酣，中共从苏军处获得“十万步枪，一万重机枪，一千门炮”；7月18日—8月7日，苏军通过海路，给陈毅步枪1.21万支、子弹1021.28万发、炮弹4.35万发、炸药22万斤，以及轻重机枪、掷弹筒等。陈毅的参谋长陈士渠后来回忆，“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，比较充足，随时可以补充。”

　　在斯大林看来，一旦中共革命成功，共产主义阵营就将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，声称“为了援助中共，我们不能吝惜人力、财力”。但是这些援助对外从来是秘而不宣的。同样，美国也极力避免给外界支援国民党打内战的印象，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们更加“言行一致”。如当过新一军军需官的周以德回忆，他们被调往东北战场前，美军提供的“只有食物，没有弹药”，这是因为“‘剿共’战争并不为美方所支持”，留给新一军的物资“只是扔掉战后剩余物资的包袱。”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居中调停当然并不容易。对于中共，马歇尔除了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”，游说他们回到和谈道路上来外，别无他法。延安依靠苏援即可持续战争，并不需要看美国的脸色。而国民党依靠美援才能生存，这就使得马歇尔能通过施压，迫使蒋介石服从美国的和谈要求。1946年5月，国军在四平重创林彪所部，并占领长春。在报告中，林彪说自己的部队“逃亡现象严重，士气日益涣散，战斗力薄弱”，他们甚至做好了在东北打游击的准备。然而，此时马歇尔勒令蒋介石在东北停战。

　　为向中共示好，从1946年8月起，美国更实施军火禁运，终止了对国民政府一切军事援助。1947年2月，美国又为经济援助附加上政治条件——国民政府必须先行改革，也即启动民主化，才能获得援助。吕迅在书不无讽刺地写道，“在内战的困扰下，国民政府的改革更加乏力。然而面对重伤未愈的中国国民党，山姆大叔一摆手，表示：你先自己证明健康状况，我再给你输血。”美国对国民政府存亡的漠视，被中共看在眼里。周恩来在内部会议上说，“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不慷慨，蒋政府向美国私人购买军火也有很多困难，美军事实上是在撤退。”看到作者从《周恩来军事文选》中摘出的这句话时，真的是震惊了，事情的真相原来就摆在那里。

　　这种单方面压制国民政府的策略当然是行不通的，马歇尔后来也看到，“我想我已经停止了几乎所有对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，但（中共）政治宣传还是指称如果国民党——或者政府——没有美国政府的军备支持就不可能再继续战斗一个礼拜。”1948年初，杜鲁门竞选连任时，才提请国会给国民政府5.7亿美元经济援助。6月，国会通过了对华2.75亿美元的拨款，其中购置军火的1.25亿美元特别赠款，到1949年4月也未能全部支付。

　　从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中，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，在这盘大棋中，决定胜败的原因，不是双方实力，而是他们对棋局的重视程度。美国一味追求和局，下棋三心二意，而对手却大有孤注一掷之势，力求最后的胜利。

　　另外，美国政府中苏联间谍的作用，吕迅在书中只提及了财政部的怀特。其实，依照《维诺那计划：前苏联间谍揭秘》这本书披露的内容，苏联在美国政府行政、外交、军事各个部门都安插有大量间谍。试想，两个人下棋时，一方能提前获知对方棋路，那么胜败如何，还难以预料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