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土豪”成为网络流行语后，很快风靡全国。朋友见面，少不了相互调侃几句：“今天摊煎饼加了五个鸡蛋，我真是土豪啊！”“听说老兄你买了辆辆凯迪拉克。土豪，我们做朋友吧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说的“土豪”，其实着重的不是“豪”，而是“土”，在内心中含有那么一点点鄙视：这家伙真有钱，但也太没品位了。

 古代土豪掌握武装力量

“土豪”一词古已有之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，关键就在如何理解这个“土”字。汉朝时有所谓豪强，他们依仗财势，兼并土地，成为一方霸主。汉武帝曾通过任用酷吏、强制迁徙等手段严厉打击豪强，以维护朝廷的权威。然而，豪强不仅打不胜打，后来更参与了东汉王朝的创建。到了汉末之际，土豪们依仗着自己的土地、人脉、财力，各自建立坞堡、组织武装，成了真正的割据势力。

此后，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，土豪都普遍存在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曾头市、祝家庄都是标准的土豪，他们划地自守，对抗土匪。两宋之交的时候，朝廷甚至曾征发土豪去镇压民变、抵御外敌。欧阳修给宋朝土豪下过一个定义，“所谓土豪者，乃其材勇独出一方，威名既著，敌所畏服，又能谙敌情伪，凡于战守，不至乖谋。”截止到两宋为止，土豪都是一种体制外力量，他们握有武力，对地方政府构成一定的威胁，被朝廷视为隐患。

明清时，土豪的身份发生了改变，“土”字作为土著的意思减弱，可以简简单单地解释为土地了。从此，有土地的大富豪就是“土豪”了。

“土豪”与“劣绅”并列

我们知道“土豪”这个词，恐怕大都是缘于中学历史教科书。北伐期间，国共合作，两党联手在各地开展起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革命运动。原本中性的土豪一词被同“劣绅”并列，只好随之万劫不复。

1926年底，北伐军攻入武汉，开启了“打土豪”的先声。农会的“革命热情”被激发起来后，打土豪的节奏逐渐就脱离政府掌控，自行组织群众对土豪殴打、游街、罚款，乃至枪毙。为了约束农会，两湖等革命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，制定了“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”。如湖北规定，“凭借政治、经济、门阀身份以及一切封建势力或其他特殊势力”，曾经有过“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作反革命宣传者”“借故压迫平民，致人死亡者”“包揽乡间政权，武断乡曲，劣迹卓著者”等11项行为之一的，才是土豪劣绅。

按照以上规定，农会在处理土豪时，要经过一个“特别法庭”审判的程序，但事实上很少有地方遵守，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土豪的情况愈演愈烈。农会只要看上谁家资阔绰，才不管是地主、商人，还是富农，一概是斗倒再说。最后北伐军将领们也无法幸免，不少都被抄了家。

走到这一步，国民党再也没法和共产党合作了，夏斗寅的反共通电指责中共“循至无绅不劣，有土皆豪，四境骚然”。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，过于激烈的打土豪，成为国民党“清党”的重要理由。

苏区中红军与土豪对峙

中共同国民党分手后，打土豪的革命传统被延续下来。1927年9月，毛泽东在文家市演讲时说，“部队的吃饭穿衣服都成问题，群众生活也很艰难，不能向群众摊派，相反的是土豪吃不完用不完，我们可以去打土豪。”中共随即在文家市开展了第一次打土豪，解决了补给问题。毛泽东要求，部队在留下充足的补给后，必须把剩下的分给当地群众。但是穷人开始时不敢要土豪的东西，只好在晚上把粮食、衣服等偷偷地送到穷人家里。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口号也在文家市首次出现。

毛泽东带部队从文家市来到井冈山，开始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，一个个苏区相继建立起来。在广西左右江地区，“各地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, 凡在寨子里面的人, 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……对于边区外的群众,一律目为反动派, 互相仇杀。”作为报复，广西右江“土豪率地主武装数十过河烧了三个村庄, 抢牛、羊、女人,。韦(拔群) 即集中四千人过河去, 烧了十三个村庄, 横直三十里,也抢劫，拉牛,捉女人等。地主便将该地人民组织起来, 有四区队伍与革命对立起来。”韦拔群是邓小平手下的得力干将，红军早期的高级将领。在各个苏区都存在这种赤白对立，白区土豪与苏区群众水火不容。

这个问题在江西中央苏区更为严重，土豪们依仗村中的围屋、山寨，聚集力量与红军对峙。土豪的据点有两种，围屋建在村落之中，围墙坚固，上面设有炮楼、枪眼；还有一种山寨建在村落附近的山头上，也有围墙、寨门，可供战时固守。这些防御性建筑大都是在清末民初、太平天国时期兴建的。

中共曾集中主力，对赣南乡村中成百上千的土豪围寨展开“攻坚”。1929年10月，红军出动一个纵队攻打于都的“上谢土围”，打了七、八天也没能给攻下来。石城县的红石寨地势险要，附近的土豪、当地县政府都前来避难，拥有1500多兵力。红四军花了两个多月才拿下红石寨。土豪围寨的坚固由此可见。

后来红军加大兵力，到1932年2月，才将赣南的大多数“白点”拔除。但是剩下的围寨在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不仅时常骚扰苏军后方，更还主动进攻红军，成为红军失败的原因之一。

打土豪成了中共革命的标志

中共的革命理论有很多，但在当时能被苏区老百姓记住，且最彻底践行的，大约就只有打土豪这一件事了。1929年，有中共干部问农民：“你是革命吗？”农民回答：“是的。”干部问：“你怎样革命法呢？”农民说：“杀尽土豪劣绅！”如果追问一句：“再呢？”很多人就打不出来了，至多是说：“杀尽土豪劣绅以后平分土地。”

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共开始了长征。这一路上，前有堵截、后有追兵，几万人的补给如何解决呢？打土豪无疑是个捷径。1931年1月，红军到达遵义，“没收征发委员会”主任林伯渠给红军士兵传授了辨别土豪的简便方法，即“一看、二摸”，所谓“看”就是看一户人家的房子是否高大漂亮、家里有没有牲畜等“硬指标”；“摸”则是摸底调查，听听群众的声音。知道了基本情况，没收征发委员会就会出面，发动群众去打土豪了。

土豪虽然不断被打，但因基数很大，依旧在各地存在着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随着土地革命在整个大陆的开展，原来意义上的土豪终于成为了历史名词。等到改革开放后，土豪再一次现身时，其意义就同今天差不多了，基本等同于“土大款”。

（参考资料：黄道炫《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》、钱伟新《攻坚: 土豪围寨与中央苏区的拔“白点”斗争》、梁尚贤《湖南农民运动中“ 左” 的错误及其影响》等）

（刊于《国家人文历史》）